雨是黄昏时分开始下的。林晚站在公交站台的雨棚下，看着水珠沿着棚顶的裂缝滴落，在脚边砸出一小片湿痕。她数过了，从左到右第七块地砖，永远是干的——那是她每次等车时固定站的位置。可今天她站偏了，雨水打湿了左肩，深灰色的针织衫洇成更深的灰。
手机屏幕亮了又暗。母亲发来的消息还悬在通知栏：“你爸今天问起你，我说你还在城里工作，挺好的。”她打了“我辞职了”四个字，又删掉。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来，她始终没抬脚。38路能到出租屋，52路能到公司，可她现在哪条路都不想去。
站台另一头有个老人收起了湿透的报纸，抬头看了看天。“姑娘，”他忽然说，“你在等哪路车？”林晚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答不上来。老人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细密的河网：“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，每天来等车的人，我都看得出来谁是真的在等车，谁只是在等雨停。”他把报纸夹在腋下，走进雨里，背影像一枚慢慢沉入水底的石头。
天彻底暗下来，远处的写字楼亮起格子般的灯火。林晚想起三年前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，也是在这个站台下的车。那时她拖着行李箱，觉得每一扇亮着的窗户都是一个可能的家。后来她真的租到了其中一扇，在十五楼，晚上能看见高架桥上的车灯连成光带。可现在那间屋子堆满了纸箱，她已经把墙上的照片都取下来了，只剩下钉孔像一群无声的嘴巴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是前同事发的：“新来的总监今天问起你，说你那个方案其实很有想法。”林晚盯着屏幕，忽然想起方案里写的那句话——“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站台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但没有人知道自己真正要去哪里。”当时她觉得这话矫情，现在却像一根细小的鱼刺，卡在喉咙里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
末班车来了，车厢空荡荡的，像一根发光的骨头。林晚没有动。车开走后，站台上只剩下她和一盏忽明忽暗的灯。雨渐渐小了，变成雾，把远处的路灯光晕染成模糊的毛球。她从包里摸出那封没写完的辞职信，信纸已经被雨水洇湿，字迹像一群洇开的蝌蚪。她把它折成一只纸船，放在第七块地砖上——那是唯一干燥的地方。纸船停在干爽的地砖中央，像在等一场永远不会涨上来的水。